我是一个兵教案？愿意和本校的男老师结婚吗-摇篮网

每一个民办教师的人生，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你觉得对吗

民办教师已经彻底退出了中国教育的舞台，成为一个时代的“名片”。如今，真正的民办教师都是“过五跨六奔七”的年龄；如今，真正的民办教师都是做过“教书匠”的农民。凡是有过民办教师经历的人，都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都会异议同声地说“后悔了当初的选择”。因为每一个民办教师的人生，的确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一个村不到百户人家，每个社各在一个山头。娃娃们念书是个大事，又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唯一的简陋的村小学就设在村子比较中心的地方。为的是孩子们都上学方便些。说是方便，崎岖的山路还是要走五六里。孙老师就在这所三个教师，30多个学生，五个年级的村小学当着民办教师。

校长是公办教师，人家选择四年级包班。孙老师和另一位民办教师按“低中高年级搭配”的原则，孙老师代了一五年级复式班。复式班教学，上课时间本来有限。又面对的是低高年级的学生。给一年级讲完课安排做作业，为五年级讲课了，一年级那几名学生又吵嚷不停了。常常一节课总是口干舌燥，手忙脚乱。由于路途遥远，学生是饭后到校。学生一进校门，就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教室也了办公室，紧随学生身后到下午四点半。

孙老师走路有点颠簸，是先天性的。干农活也不顺手。儿子3岁时患有精神病的妻子意外身亡。他既当爹又当娘艰难的生活着。好在学校给他还腾出了一间房子，是做灶房用的。给了灶房，其实就是让他以校为家。甭说，孙老师是学校的长住户，也只好免费担负起看校任务。

每天放学后，凑合着做点面条，父子两人吃饱就行。晚上才是孙老师最忙活的时候。四科作业要批阅，还要看教材，撰写教案。没有一晚是十点以前睡觉的。

就这样熬了一年又一年，送走了一波波的学生。2016年5月，孙老师整整60岁了。也就要走完他民办教师返聘为代课教师的生涯。按照有关政策，该是离岗退养的时候了。教育局来了人，还带来了让孙老师离岗退养的文件。并特意提到退养后的工资仍是在岗的1380元。孙老师还真的喜出望外了，高高兴兴把那一架子车的全部家当拉着离开了学校。

也许，对一个转身成为代课教师的孙老师来说这是最好的结局。岂料，办理退养后的第二个月，孙老师领到了每年教龄的8元，即28X8元，即所谓的养老补助。孙老师不明白，不理解，找到教育局，得到的答复是没有离岗退养这回事。

2018年甘肃省在岗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孙老师不是退休的退休才两年。28年教龄的民办教龄的“代课教师”，仅差一步之遥，还是没有实现自己追求的梦想。

孙老师的经历只是民办教师的缩影，但折射出了一代民办教师的苦难人生。

【#为生活而提神】

女生是考公务员好还是教师好呢

很多人都容易混淆公务员和教师的区别，认为教师也是事业单位，那么应该也是公务员。这是错误的，教师职业并不属于公务员范围，公务员是指具体管理国家资源分配和经济秩序的管理人员。教师虽然也属于事业单位，但是并不是公务员。了解两者区别的话，很多女生在考公务员还是教师方面难以抉择。

比较下教师和公务员的区别：

一，在考试难易程度方面。

公务员在上岸方面的合格率也是非常让人苦不堪言。毕竟很多市级的热门岗位都会竞争激烈，有时候会达到恐怖的200：1。但是相比于公务员的难考，教师相对于来说比较容易，首先教师资格证只要努力一般都能过，考一个当地学校的教师，岗位多，小到小学幼儿园，大到大专大学。准入水平低。

二，薪资待遇问题。

不用多说，普通教师的薪资肯定要比普通岗位上的科员的薪资基本要高。教师薪资根据职称，绩效走

公务员薪资根据等级走，公务员晋升又难上加难。不过公务员有些岗位的福利好，教师福利只能说一般。

三，工作累不累方面。

公务员也有很多岗位，办公室是公认最累的岗位，忙的时候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也有很清闲的岗位，战统指挥部常年就喝喝茶。

教师的工作也比较辛苦，得天天备课，有主任考核。不过假期长，每年三四个月的假期。

四，权力方面。

这方面很简单，自然公务员未来的权力更大。

千说万说，总体来说，我还是特别建议女生考教师。你觉得呢？欢迎下方留言讨论哦。

史上最倒霉的名将是谁

黄埔一期学员中年龄最大的其实是李仙洲，生年为1894年6月，也就是说，当他从山东南下投考黄埔军校时候的1924年，已经年满30周岁虚数31了。而范汉杰次之，以少将军衔甘当一名军校学生，那也是很有些魄力的，并且军事生涯的开局也非常不错。

两次东征期间，范汉杰累升至营长，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范汉杰再升第10师第29团上校团长，两年时间就把军衔恢复到上校，并且还是铁军第四军的团长，前途可谓一片大好。北伐期间，范汉杰率部参加了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又参加了围攻武昌城和激战马回岭等战役，很快晋升为副师长，所以就名气、资历和战功来说，堪称北伐名将。

不过要注意，老范在进入黄埔之前，主要是在粵军第1师服役，是李济深、陈枢铭等粤军大佬的旧部，再加上黄埔的身份，所以是横跨中央军和粤军两大系统的名将。范汉杰早年毕业于广东测量学校，属于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因此在黄埔军校期间，又以学员的身份协助作为测量教学助理，所以对其他学员来说，几乎是亦师亦同学的老大哥。

这一点连周公对其印象都颇为深刻，建国以后在接见战犯特赦人员时，还能记起当年比他这个政治部主任年纪还大的高个子学生范汉杰，说多年不见，还能认出来。1927年春，老蒋点名范汉杰出任改编过来的浙东警备师少将师长，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师长，力压“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

转折来自于老蒋第一次下野期间，军界内部混乱，范汉杰不得不投奔老长官李济深，就任第八路军（粤军）总指挥部中将高参，李济深也将其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不久出钱选送老范去日本考察军事，然后再赴德国。不过在远赴欧洲之前，老范确实有点犹豫了，这道理很明显，去欧洲那就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情，远离军队远离国内战场，极有可能耽误自己的军旅仕途。

据说老范想起来早年间一个为他相面的算命先生的话：“如果有留洋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因此最终还是去了，结果这一去就是三年多，虽然学了不少东西，但是再回国时已经是1931年底，倒霉的是，他又赶上老蒋因为“九一八事变”第二次下野。无奈之下，范汉杰只能接受李济深的推荐再回粤军供职，被安排到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担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

其实这个职务真心不高，一个上校最多一个少将衔的位置，而且也不是黄埔嫡系部队，所以老范是很有些郁闷的。第十九路军的正副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都是粵军名将，也都出自粤军第1师，从感情上说跟老范应该没有问题，1932年初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范汉杰跟随部队奋起抵抗，那得算在关内第一批打鬼子的抗日军人。

老蒋复职后不久，淞沪停战协定签署，根据屈辱的停战协议，在上海把日本人揍疼了第十九路军被迫远调福建，范汉杰就这样到了福州。而老蒋的对日妥协政策，加之在南京政府独裁的作风，让粤系将领很是不爽，终于爆发了1933年的“福建事变”。这一年11月3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场集会公开宣布反蒋，成立了政府并公布了对内对外政策。

老蒋当然要出兵镇压，于是黄埔一期生范汉杰突然间跟黄埔系军队成为了对手，可谓是霉运连连。第十九路军虽然扩编后号称有5个军10个师的人马，其实不过60000余人，而老蒋调动的“讨逆军”接近30万众，力量是非常悬殊的，初期接战不力后，蔡廷锴将军决定跟蒋系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谈判，接受改编从而保存抗日实力，在谈判代表的人选上，范汉杰无疑是最合适的。

于是确定范汉杰先到厦门，然后再跟蒋鼎文进行接触，临行前蔡廷锴特别嘱咐老范：“此次去厦门，责任重大，我军几万将士的存亡，系于你一身，你见到蒋鼎文后，务必要向他把我们的条件精神清楚，我们不是怕死，而是要保存实力，一致抗日”！范汉杰当即表态，请老长官放心，他一定不辱使命完成任务。

结果老范却是一去杳无音信了，原来在厦门，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派出的密使黎恕，与范汉杰接上了头，劝说其回归黄埔阵营，并代表老蒋允诺了一大堆好处，范汉杰彷徨之间，最终选择了首鼠两端。他没有主动跟蒋鼎文就十九路军改编的问题进行谈判，也没有公开声明脱离福建政府和第十九路军，但确实利用自己的关系，把第十九路军内部的密电码交给了特务处。

（李济深）

最终福建事变被镇压，第十九路军大部被收编，重新参加了围剿苏区的战事，而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则被迫离队出洋。后来，蔡廷锴从一些途径得知，范汉杰曾经跟特务处勾勾搭搭，蒋军之所以了解第十九路军的一切军事行动，恐与范汉杰反水有关，于是大怒，非常难以原谅这个老部下。而范汉杰因在镇压福建事变中有功，不久调任胡宗南的第一军副军长。

抗日战争期间老范还是比较尽心的，所部被称为“太行屏障”，也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范希亮的部分原型。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陆军副总司令、胶东兵团司令等职务，作战尚属努力，也深为老蒋所信任。1947年底，陈诚在东北始终撑不下去了，举荐卫立煌接手东北战局，老蒋携范汉杰到沈阳实地调研，在回去的路上问起老范对卫立煌的评价。

（蔡廷锴）

范汉杰有点嘴欠了，回答的中心意思是就远征军的资历来说，卫立煌主东北比较合适，但是抗战期间卫与八路军过从甚密也不可不防，老蒋当即表示，着范汉杰出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就地监视和制衡卫立煌。老范肠子都悔青了，连续请辞均遭拒绝，只好一万个不情愿地前往东北就职。期间范汉杰利用回南京开会的机会再次请辞，遭到老蒋严厉训斥，1948年8月间硬着头皮回到锦州，两个月后即兵败被俘。

范汉杰被俘后，最初关押在东野后方的佳木斯战俘管理所，全国解放后转押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本来根据他的表现，1959年第一批特赦时就应该列入名单，但是在征求民主人士意见时，蔡廷锴等将军表示强烈反对，于是范汉杰的名字被勾掉了，这才是霉星高照了。周公了解情况后，后来亲自找到蔡廷锴等人做工作，说明当年第十九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全部责怪范汉杰。

在征得蔡廷锴同意后，周公再要求统战部门把范汉杰在“闽变”中的一些不恰当材料撤掉，1960年11月28日，范汉杰终于在第二批被特赦。

我想读书，有什么好书推荐一下

人生三书《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三本书；

今天给大家推荐三书之三：《目送》作者：龙应台

书中的74片散文章落中，写进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如父亲已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挚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缠绵的不舍和决然的虚无，写尽了幽微。

整本书虽没有华丽过多修饰的句子，但情感描述细腻，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在读书，更像是在与书交谈，段剧真挚感人，写尽了甜味苦辣，写尽了亲情别离，更写尽了人生的感悟，很多细节的描述触人灵魂，发人深省。

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一件事情的结束，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

“人生就是一场场目送”家人目送我们长大，我们目送家人变老，在目送中走来，在目送中离开......

书中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即将发生和结束的故事，每一个漫步，都是一种作者带来的感悟，一本《目送》推荐给大家。

后期，继续追加《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的读后感悟。

学校教学一线的教师是管理者吗，为什么

按照《教师职责章程》来说，学校的每个教师都是学生的管理者。注意，只是学生的管理者，而不是学校的管理者。管理的范围包括学生的课堂、学习习惯、思想层面等，每个老师都要有主人翁的意识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

义和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团体

义和团任何人也抹黑不了！

开国领袖毛主席是这样评价义和团

的：“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周恩来总理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ー。

有人说：“一开始义和团还只是打打教士、欺负教民，到后来逐渐开始欺负起了普通百姓起来。如果没给义和团好处，义和团就说你是教民，就要把你的家产收了，还要把人打的死去活来；到后来，就算给钱也不管用，任由大师兄指你是良民就是良民，是教民就是教民！”

我要问问这个人，这些话从何而来？在哪本史书上记载着？拿出来晒一晒，如果没有就是无端泼污。

而义和团的确杀了教民，有人说义和团滥杀无辜，但是他们说的不是事实，义和团是杀了中国人，而这些中国人大多数是洋人的帮凶，俗称的“二毛子”，也就是中国最早的伪军！

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封建保守势力强盛的时代，普通老百姓对于洋教这种“只拜上天，不敬祖宗”的宗教那是敬而远之，正直的民众根本就不会入教。而入教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平日里在乡间游手好闲、欺男霸女的恶棍。他们入教也并非是诚信上帝，而是看到了洋大人的强势，想要寻求靠山和庇护。而这些洋教士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只要想入教的人一概是来者不拒。所以，教民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人渣。而这些恶棍因为有了教民身份和洋大人的庇护，自然就越发的嚣张狂妄起来。欺男霸女、强抢豪夺，强征别人土地……这些恶性做了不知多少。这让民间对于这些恶棍的靠山洋教士那是痛恨异常。

据河北景县县志记载，法国传教士任德芬、汤爱玲等在景州大地上站住脚后，恣意妄为。他们不择手段地发展教徒，纵令教徒借端抢劫，鱼肉乡里，对不信教的百姓任意侮辱、欺压，更有甚者，迫使众多非教徒离乡背井，东朱河就有几十户村民因不信教被排挤出村。任德芬、汤爱玲后被愤恨之极的民众杀死。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传教士及在其庇护下的一些教民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大小教案一千五百馀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法国主教樊国梁，他组织武装教民3000人保护教堂，还有40名正规军，盘踞在北京的北堂中剿捕义和团。在民教冲突中死伤最多的是义和团，因为他们只有大刀长矛，而教堂武装拥有新式武器。清末贫苦农民参加义和团烧教堂杀传教士个教民的最根本原因还是西方传教士肆意招揽当地地痞流氓入教，而这些无良教民又仗着教会势力的庇护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就连一向仇视义和团，庇护外国教会的袁世凯不得不承认“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76页）。

据《清季外交史料》第十卷记载：“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有天主堂者，地方辄不能安生，而教士之势，为祸至于无穷。”

直隶一带的教堂，几乎都有洋枪武装，例如在保定有一处教堂，有70多名教徒同义和团作战，“他们有很好的枪，而义和团没有枪，只有刀和矛，当义和团冲上来时，天主教徒就开枪打死他们。”（傅值理《梅子明传》）

可见，所谓的“二毛子”就是指中国人中那些投靠了教会和洋人，恃仗外国势力的庇护，凌驾于官府和法律之上，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坏事做绝的走狗汉奸。

教徒武装还给八国联军带路，甚至私设公堂审问群众，由此可见，“二毛子”们还是中国最早的汉奸武装！

这些二毛子就象帮着洋人四处行凶的恶狗，和主子一同被人围起来痛打了一顿，被打断了狗腿，遍体鳞伤，时而蜷缩在角落里嗷嗷地哀鸣，时而窜出来狂吠几声，怀着丧家的哀愁，含着切骨的仇恨，喃喃地诅咒着那些无情地暴打它的人们——“拳匪”。

1900年六月初，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当时传教士在使馆区集中了2000余武装教民，天主教北堂集中了3000余。义和团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并将“敦促投降书”用箭射进去，要他们“出教堂投诚，必不杀尔等”。但只有少数人从缺口围墙逃出，而大批教徒在传教士的裹胁下，在使馆区和北堂周围被利用来挖战壕，做防御工事，运送弹药，抬担架，烧饭，挑水，协同作战，以至于充当间谍，化装潜出送情报等，有不少教徒因此而死于非命。

历史事实说明，那些真正信教的善良的中国教徒是在外国传教士的蒙蔽和引诱下入教的，他们本身就遭受了外国教会的奴役和盘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义和团运动中成为外国侵略者的殉葬品，究其原因，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二毛子”才是谋害他们的真正的元凶！

固然，义和团运动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尚处于鸿蒙初开阶段，其愚昧的组织形式是不可否认的，也不可避免的有许多山林草寇市井无赖混混们混迹其中趁火打劫滥杀无辜教民，但是这些瑕疵并不能抹杀义和团反帝爱国的运动性质，对比一下，东北抗联吸收了许多土匪武装，后来有些土匪投靠日本关东军，有些脱离抗联以抗联的名义打家劫舍，这些瑕疵并没有抹杀掉东北抗联的爱国光辉形象！

义和团的主体是中国农民，他们来自广大的乡村，大多数人都是靠土地生存的安善良民，他们的反抗动机非常单纯，虽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是他们的血性尚存，谁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就和谁拼命！传教士及不法教民对他们土地的掠夺，激起他们强烈的反抗难道不应该吗？

法国大革命是伟大的，它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统治，给欧洲大陆带来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法国大革命的阴暗面就是革命党人滥杀无辜，特别是有“九月屠杀”那样的暴民私刑。据统计在罗伯斯庇尔掌权的3年期间，在巴黎断头台被处死的就多达七万人，以至于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因为被指控滥杀无辜，自己被治罪砍了脑袋。

这件事和东方的义和团运动相映照，足以说明，虽然所有革命运动都会有其暴力性或者是失控，法国大革命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血雨腥风，个人自由受到了践踏，人民承受着惨痛的生命牺牲的代价，这些都是革命运动特有的现象，但是我们能因此否认它的积极性吗？我们能因为支流而否定主流吗？俗话说：“青蝇点璧，瑕不掩瑜。”因此一个人光彩照人的形象，也是不会被某些局部的丑陋所遮掩的，义和团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一样瑕不掩瑜。

马克吐温对义和团的支持的演讲《我也是义和团》中说：

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摆脱那些外国人？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人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拳民是爱国者，我们祝愿他们成功。拳民主张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拳民，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德国《科伦报》1900年7月7日发表题为“我们的中国志愿者”的文章，写道：“我们的传教士的热情对于血腥的起义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如果中国人想要派遣人来让我们皈依孔夫子的学说的话，我们欧洲人又会做何感想。对于拥有历时数千年的宗教的中国来说，今天问题是同样的；他们在与曾经在1860年焚毁了颐和园的欧洲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也在许多其他事务方面，并没有看到什么好事。”

次日，《科伦报》又发表文章指出：“定居在丹吉尔的著名美国人约翰·佩蒂凯利斯向《帕尔马尔日报》报道了已被谋害的克林德先生有关传教士的下列评论：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属于较好阶级的人都很少与传教士交往。投靠外国人的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获得外国人的保护，而为此他有时要缴纳一点钱财。”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全程参与者、沙俄外交官科罗斯托维茨的回忆录《俄国在远东》说：“义和团的产生及其迅速发展……老百姓对洋人的积愤主要是因传教士的行为引起的，由于某些列强，特别是俄国在满洲和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政策，使这种积愤在上世纪末更加强烈起来。外国人以战略上、政治上的考虑以及以赔偿为借口，完全无视中国主权，以租借形式占领了中国的港口和大片领土。

著名的“中国通”、曾任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公知的洋祖师爷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说：“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个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许多中国教徒所表现的傲慢的，甚至肆无忌惮的行为。据报道，有些中国教徒穿着西装，坐着轿子招摇过市，因教堂事务而闯入衙门，或者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教徒而压制非基督教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由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引起的疑惧和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遍。从1860年至1900年这40年间，发生了需要通过最高外交途径来处理的数百起重大事件或骚乱，至于地方上不难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之多。”

《剑桥中国晚清史》承认，洋人的作恶，是导致义和团运动的根本原因：“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

显然，在洋大人看来：

1、义和团是：品行端正、铁骨铮铮的汉子。

2、信洋教的教民：“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莠民”。

3、洋教士：一群胡作非为者。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洋大人的眼里，骂义和团的公知，就是：一群贱骨头。

当然，这不妨碍洋人利用公知，和抗战时期日本人豢养二鬼子一样。

这一类人永远的仇视着义和团，晚清时期他们就卖身投靠外国势力，倚仗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庇护，横行乡里、欺压良民、作威作福，吃教、仗教的汉奸，老百姓称他们为——“二毛子”。他们就象帮着洋人四处行凶的恶狗，和主子一同被人围起来痛打了一顿，被打断了狗腿，遍体鳞伤，时而蜷缩在角落里嗷嗷地哀鸣，时而窜出来狂吠几声，怀着丧家的哀愁，含着切骨的仇恨，喃喃地诅咒着那些无情地暴打它的人们——“义和团”。

到了当代，这些“二毛子”摇身一变成了慕洋犬和精日分子，他们恶毒的抵毁和咒骂义和团，把义和团妖魔化，无疑是在配合他们的洋主子消解中国人民对外来压迫的抵抗意志，以期能够在将来很轻松的得手。

因此，对外国主子眷恋和维护，对义和团运动的仇视和污蔑，是他们的一种走狗般的本能的反应。

在英勇的义和团的抗击下，侵略军高层认识到侵华战争难以征服中华民族！他们惊呼道：“中国人如此勇敢，实为从来所未见，以往尚不信他们如此战斗，故联军此次行动实属鲁莽。”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早在在1901年2月3日给德皇的奏议中说：“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若以该国现刻武备之虚弱、政象之纷乱而论，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但是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后，瓦德西改变了看法。在他所著的的《拳乱笔记》一书中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四分之一生灵，对如此坚强国民的国家，故瓜分一事是为下策。”瓦德西对“瓜分中国不能”的判断根由就是义和团的爱国反帝精神，也就是说，因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中国才没有四分五裂，我们才有幸生活在如此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大中国！